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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 第 5 篇

儿童友好律所的另外三个回报——而且它们是叠加的

原载于「维德志愿法律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 经授权在儿童友好律所联盟网站整理

上一篇深入拆解了ESG这个最硬的儿童友好律所回报。但如果你只考虑到这一点,那还是没看到全貌。

先澄清一点——这些回报不是做这件事的目的。它们是一家律所认真做对的事、持续做了足够久之后,自然会发生的结果。

把回报放在前面讲,不是因为它们是出发点,是因为它们是最容易被量化的那部分。

真正驱动力还是那些不需要计算的事:一个孩子因为你的介入,没有被遗忘在法律的门前——这才是起点。

ESG以外,至少还有三个回报——品牌溢价、人才引力、先发红利——单独看都不算新发现。但它们真正的力量不在单独发生,而在叠加兑现。ESG数据是燃料,品牌是信号,人才是放大器,先发是时间杠杆。四个回报不是四条平行轨道,是一整个飞轮。

全球法律服务正在经历一些共同的结构性变化,新一代法律人也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好工作。

这些变化不分法域,中国律所身处其中。

深圳的法律服务市场是一个缩影。截至2026年,深圳执业律师已突破3万人。市场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客户选择律所的理由,早已不仅是“专业强不强”这一条。当专业能力与同行相当时,“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律所”就成了那个分水岭式的问题。

公益投入,正在成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变量之一。

品牌溢价:信任正在成为

全球专业服务的通用货币

普华永道(PwC)2024年面向全球发布的信任调查中有一个数字:93%的企业高管认为,建立和维护信任的能力直接改善盈利。当客户信任一家企业时,46%会增加购买,28%愿意支付溢价。

这个逻辑对专业服务机构只会更重。

法律服务不是标准化产品,

客户选律所,选的本质是信任。

但普华永道的调查同时揭示了一个全球性的反差:90%的企业高管认为客户高度信任他们,但只有30%的客户真的信任,57个百分点的鸿沟。信任不是”自认为有”就能有的——它需要可验证的信号。

一个行业的成熟度越高,

客户对信号的要求就越具体。

从”这家所挺专业的”,到”给我看看你们的社会责任数据”——这种要求在各国法律服务市场都在发生,只是节奏不同。

这就是品牌溢价和ESG叠加的地方。ESG报告里的S数据,就是信任的可验证信号。

“我们关心社会”是主张,

一份写满授课节数、服务时长、受助儿童数的记录是证据。

汤森路透2025年发布的《Apex Strategy Model》引用了多位律所管理合伙人的原话,核心意思很一致:

我们必须差异化,

否则就只是在说所有人都在说的东西。

这不是谁领先——是大家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法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

在英国,诺顿罗氏(Norton Rose Fulbright)与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的战略合作从2021年延续至今,覆盖儿童保护、教育、紧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在美国,贝克·麦坚时(Baker McKenzie)将儿童司法列为全球公益法律服务的核心优先事项。

在亚洲,新加坡律师公会自2006年起建议每位律师每年完成至少25小时公益法律服务,近年来更是推动将公益法律服务时数纳入执业证书的强制性要求——当地的公益法律服务组织Pro Bono SG已累计帮助超过15万人。

这些律所不仅仅是在”做公益”,

也是在积累品牌信任的可验证证据。

哪里的律所先把自己的S页填满,哪里的品牌就多一个别人暂时拿不出的信任凭证。在中国也有同样的取舍——最近胖东来宣布关闭一家年利润超1亿元的门店,因为“公平正义的精神是底线”、“信仰和开心永远是第一位的”。一家商业机构,愿意为无形的"精神"放下看得见的利润——客户选择律所,买的也不只是专业,更是"这家机构相信什么"。

人才引力:这一代年轻人

正在重新定义好工作

国际律师协会(IBA)的全球调研显示,五分之一的40岁以下律师正在考虑彻底离开法律行业。 全美法律职业基金会(NALP Foundation)2024年的数据表明,初级律师离开律所的时间窗口从五年缩短到了四年。

在影响择业选择的因素中,IBA的报告有一个关键数字:38%的年轻律师将雇主伦理列为重要考量——包括性别平等代表和多元包容承诺。

放眼更广的职场,德勤(Deloitte)2025年全球Gen Z与千禧一代调研中有一个数字同样指向这个趋势:89%的受访者认为使命感对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至关重要。

法律人才咨询机构MLA Global的Gen Z法律人专项调研进一步印证:60%的受访者表示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影响其雇主选择,63%将社会正义优先事项纳入决策。

到2034年,千禧一代、Z世代和Alpha世代这三代人将占发达经济体劳动力的80%。他们在选择雇主时,问的不只是”薪酬多少”,还有”这家机构相信什么”。

公益法律服务研究所(Pro Bono Institute)2025年的Challenge Report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初级律师的公益法律服务参与率为84.1%,而合伙人为62.9%。

年轻律师的参与意愿远高于资深律师——不管在哪个法域,先建起这个出口的律所,就先把这一代人的价值观接住了。

人才引力在这里和品牌、

ESG开始叠加:

律师选择了一家有公益记录的律所,参与了公益服务,他们自己就成为了律所品牌故事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品牌的消费者——是品牌的共同创造者。他们创造的公益数据,又可以写进ESG报告的S页。一个循环——谁先建起这个循环,谁就更容易赢得这场人才竞争。

先发红利:

先行者定义标准

中国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1,883万降至2025年的792万,降幅58%。这组数据的经济含义是清晰的:每一个孩子的社会价值在上升。社会对一个稀缺资源的保护投入会自然增加。

“儿童友好律师事务所”是一个面向全体律所的倡议——维德中心的愿景不是限量供应,而是让尽可能多的律所加入这个行列。每一家律所的参与都在让“儿童友好”这个标签更有分量。但是,这不意味着先后的差别不存在。

哈佛法学院法律职业中心在一项关于律所品牌建设的专题分析中指出,法律服务市场的差异化已从一道加分题变成一道必答题。这个判断在成熟市场成立——在新兴市场,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的速度可能更快。

先入场的律所,定义标准;

后入场的律所,跟随标准。

这不是排他,是自然的行业演进节奏。

更关键的是——先发优势不仅在于”先挂牌”,而在于飞轮已经开始转了。ESG数据比别人多积累一年,品牌信任比别人早建立一年,团队里第一批参与公益的律师已经成长为骨干。后来者追的不是单个指标,是一个已经在转的系统。倡议的终点是全市普及,但在那之前,先跑起来的律所已经在带动整个行业的标准。

飞轮:为什么

是乘法而不是加法

四个回报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化为一个逻辑环:

ESG数据(可验证的证据)

↓

品牌溢价(信任信号)

→ 客户在选择中记住你

↓

人才引力(放大器)

→ 律师加入并创造更多公益数据

↓

先发红利(时间杠杆)

→ 飞轮转速领先,后来者追的是整个系统

↓

更多ESG数据

→ 循环加速

单独看每一个回报,“做对的事律所会得到回报”——这个判断并不显眼。

但它真正的力量在于:一旦开始积累S数据,品牌、人才和时间三个杠杆同时施力。它们不等人。越早入局,叠加越快。

全球法律服务正在经历同样的结构性变化,新一代法律人在用同样的方式重新定义好工作。一个律所在这个变化中选择什么位置,不是由法域决定的——是由入场时间决定的。

「儿童友好律师事务所」联署倡议

2026年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法博会)上,维德中心正式发起「儿童友好律师事务所」联署倡议。

接下来

下篇预告:四个回报讲了,问题来了——靠个别律师的零散热情,凑不出系统化的ESG数据,撑不起品牌资产,留不住人才,飞轮转不起来。

下一篇讲基础设施:怎么用一套制度把儿童友好从个人行为变成机构能力。

参考来源

- PwC(普华永道), “Trust in US Business Survey”, 2024

- Thomson Reuters(汤森路透), “Apex Strategy Model”, 2025

- Harvard Law School Center on the Legal Profession(哈佛法学院法律职业中心), “Building a Brand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国际律师协会), “Young Lawyers’ Report”, 2022

- NALP Foundation(全美法律职业基金会), 2024

- Deloitte(德勤), “Global Gen Z and Millennial Survey”, 2025

- MLA Global, “Gen-Z Attorneys Survey”, 2023

- Pro Bono Institute(公益法律服务研究所), “Law Firm Pro Bono Challenge Report”, 2025 & 2026

- Law Society of Singapore(新加坡律师公会), Pro Bono Scheme - 国家统计局历年人口数据